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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磊改革过度市场化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4:58:38 编辑:笔名

  陆磊:改革≠过度“市场化”

  我们该市场化的都已经市场化了,问题在于——不应该被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。有一些行政权力,通过寻租方式将权力市场化了,这就是泛市场化。

  “泛市场化”才是主要问题

  新京报:目前市场的共识是,不改革没出路,但改革的路径和突破口观点不一,在你看来,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?

  陆磊: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,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的问题,现在不是市场的问题,而是泛市场的问题。不是有没有市场机制的问题,是很多应该靠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来管理的东西,都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了。很多学者认为,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够市场化,在于行政管制太多,我认为错了,我个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行政权力都能被交易的问题,这就是所谓的“泛市场化”。

  新京报:你这个观点跟目前主流的观点不太一样,是不是说该市场的没市场化?

  陆磊:恰恰相反,我们该市场化的都已经市场化了,问题在于——不应该被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。有一些行政权力,通过寻租方式将权力市场化了,这就是泛市场化。泛市场化问题是现在不能不考量的问题,未来的改革方向也基于此。所以我不认为,继续推动市场化是我们的改革方向,虽然这种观点往往占据着道德高地。

  过去30年的经验证明,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市场化不足,而是过度市场化。很多权力是必然要有的,但不能为市场所左右,比如,工商管理、食品监督、扶贫开发、城市规划等等。这些都是行政权力,任何一个国家都有,但绝不可以市场化。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这些行政权力都可以市场化。

  从权力的运行范围看,行政权应该被限定在预算范围内。从经济学角度看,就是公众(委托人)把收入的一部分切割出来作为行政部门(受托人)的预算支出,行政部门所做的一切只能在预算支出范围内操作,绝不可以再进行任何市场交易,再获得任何额外收益。

  一些行政机构由于拥有某种审批权,其门口往往门庭若市,那么我们应该问——审批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化了?

  行政权不能被交易

  新京报:如果说市场化过度了,怎么去理解目前在金融、能源等诸多领域的设限?

  陆磊:这是在市场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由完全竞争向垄断演进的过程;而另外一些则带有由原有体制带来的继承性垄断。如某些超级企业,一般由原来的部委脱胎而来,他们在市场当中是寡头,是大机构,他们挤占中小机构获得垄断利润,然后被老百姓诟病。所以问题的本质仍然不是让它们进一步市场化——在经济学意义上,这称之为市场失灵,是不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完成的;相反,此时应该引进政府机制解决问题。

  ■ “青年经济学人”评选系列报道之十六

  陆磊:站讲台的校长

  陆磊,生于1970年,广东金融学院院长,是目前广东省高校最年轻的校长。

  “高校校长给人感觉是仙风道骨、鹤发童颜,但我不是。”陆磊说。

  语速快、爱反问,言语间透露着犀利。

  北京大学求学7年,央行政策研究室工作10年,陆磊在北京开启了他学术生涯,并认识了夏斌、谢平等中国经济界的名人。

  2003年,陆磊南下就职招行,尝试两年后,他坚持走做研究的道路,前往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任教。但综合性大学的中山大学在金融学科有些薄弱,在学术上有些寂寞的陆磊转战到了当时央行下属的广东金融学院。从研究中心主任到研究所所长到院长助理到副院长再到代院长、院长,陆磊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些升迁。从正处到正厅级,让他自己都觉得这太快了。

  “为什么这么快?很大部分是因为运气。”陆磊笑称,毕竟在广东和他所处的学校都缺少学科代言人,金融学的学科中心还是在北京、上海。

  尽管陆磊已经成为校长,但他仍然坚持站在三尺讲台。

  陆磊反对高校校长走下讲台,成为专职管理者的职业化做法。在他看来,放弃了教学和科研,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,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“外行领导内行”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。

  陆磊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为数不多没有“身价”的学者。“因为媒体露面的事情都是应急的事情,我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,给钱的绝不参加,我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,给高校的讲坛讲课。”陆磊说:“讲多了就受到诱惑,诱惑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。”

  “人可以没有建树,可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,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。我有点极端。但是我只要还在高校干老师一天,我就会保持这种风格。”陆磊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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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■ 人物简介

  陆磊 经济学博士。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、光华管理学院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。目前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。2005年,与时任汇金总经理谢平合着的《中国金融腐败:从定性到定量》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。

  新京报:你赞成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吗?

  陆磊:不是赞成不赞成的问题,而是一种客观存在。

  在现实中,这种天然的垄断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,与教科书有一定差别。第一种是通过更为垄断的行政权来反垄断。比如政府有必要对银行实施监管,而不能出现市场化的“监管俘获”,即谁出钱多为谁服务;否则就是泛市场化了。

  第二种是公共产品的提供。比如自来水、电力、绿化等,这些不可能通过竞争来完成。我们的确发现,某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欠账过多,对介入广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乐此不疲,是否也是泛市场化了?

  第三种是对市场可能造成的伤害要实施行政管理。如重金属污染、对稀土和露天煤矿的过度开采、地沟油、有毒奶、血汗工厂等貌似纯市场、来自竞争性市场主体的行为,必须进行来自唯一权威主体(即政府)的管理。

  新京报:虽然你的说法不一样,但是你跟提倡继续市场化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。

  陆磊: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。理解的角度不一样——总结一下,我的主要观点是:第一,市场是一种天然力量,自发会形成并渗透到它该去和不该去的所有地方;第二,行政权客观存在,即使自古至今都不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,但人类文明史还没有解决行政权力的替代者问题;第三,既然行政权是存在的,那么不是不切实际地限制其发挥作用,而是限制其被过度市场化——它不能被交易。

  商业 体系与行政体系必须隔离

  新京报: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,行政权力逐步放松,就容易形成灰色交易地带形成泛市场化,这是必然的过程吧?

  陆磊: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,但不完全是,这跟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关联度并不是非常大。准确地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。

  在其他资本主义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,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如何成立的?就是因为当时香港警察、公务员问题突出,跟现在中国一模一样。

  泛市场化的现状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,触发了很多政府与社会的矛盾。

  我们看看几乎每个贪官的忏悔史都是一开始想做个清正廉明的官员,再过几年没有加强思想观的改造就误入歧途,一开始很胆小,后来胆子越来越大。

  为什么我们这些很有理想的官员逐渐变成这样?因为他置身于市场当中,置身于商业体系当中,而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当中。

  所以商业体系和行政体系必须隔离,就这么简单。

  新京报:通过什么办法隔离?

  陆磊:首先要立法。我们到了该立法的时候了。

  慢慢的通过建立游戏规则,让大家知道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。

  通过社会立法遏制某些市场不应该在某些领域出现,同时减少审批事项。当然,我并不是激进地认为现在就要禁止各种行为,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,需要慢慢通过体制机制的梳理,让大家明白某些行为将带来某些损失,之后要让大家明白这么做不仅会带来损失,而且不这么做能获得近期收益或者远期收益。

  我坚持认为要严肃立法。政府官员就是官员,就应该享受一些“特权”,比如公务用车公务接待。由于在现在这个体制下,他可能一方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该得到的,另外一方面又付出了太多不该付出的,所以产生扭曲,利用权力寻租。严肃立法是关键,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。

  收入分配改革是突破口

  新京报:你也讲到通过立法设立游戏规则是个渐进的过程,是长期的制度考虑,近期有没有可行的突破点?

  陆磊: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就是个突破口。

  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就是加工资,其实不是,所谓分配体制改革并不是大家收入都提高,而是能不能按照社会贡献率,按照边际生产率对各个生产要素进行定价。

  新京报:通过什么方式和制度能够达到各个要素按照产出效率进行分配呢?

  陆磊:具体而言,首先是税制改革。从营业税增值税到所得税,税率能不能降低。

  第二,财政支出体制改革。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财政支出和基建投资?基建投资本来是可以由市场经营,市场不经营,政府就代他们去经营,这是不对的。市场为什么不经营,因为没有回报,或者回报很少,在商业上是不合算的。

  看看泛市场化带来怎样的市场混乱。如塌桥事件,这中间可能就有泛市场化的因素,承包商修建的桥塌了,谁干的,当初的合同怎么签的?法律上应该承担怎样的就怎样处理。现在反过来政府部门要替他遮掩,有泛市场化的因素公共部门就不够硬气。

  公共部门即政府应该投资公共产品,但政府的公共产品投资是分层次的,应该在教育养老医疗这些公共事务层面投入更多。

  通过这个改革,乡村和城市地区的民营企业成为创新主体,而非政府,老百姓获得的收入就能够按照边际贡献原则,多贡献多拿,少贡献少拿。这个社会还会有普遍意义上的抱怨吗?

  新京报:按照边际贡献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能否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?

  陆磊:关于收入方面,我坚定不移地认为,合适的城镇化是下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。不是城市化。

  城镇化是农民集约到小城镇中去,但地还是他们的,慢慢把这些地改造成高品质的农业用地,不要搞房地产。通过城镇化改变老百姓的粗放式收入方式。

  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,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,但不离开这个乡镇,这才是未来城镇化的方向。如果按照现有路径农民集体涌向城市继续城市化,会加大社会矛盾和整体国家经营成本。

  新京报:收入分配改革不仅是个经济改革的范畴,还涉及社会改革层面?

  陆磊:是的。收入分配改革通过减税等手段向非国有部门倾斜,如果能够顺利完成,那么我们未来的改革可能就不再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主,应该是经济社会综合改革为主,回归到基础性的所有制改革。

  比如目前老百姓最关心的土地所有制问题。目前在农村地区是集体所有制,能不能从集体所有制变成股份合作制,不再征地。一旦征地,这代人拿到了一大笔钱。下一代人呢,他就不知道吃什么了。于是在未来中国社会会发生分层,会出现一大群的城市贫民。

  我们可以采取租地的方式,不是一次性补偿给他,而是通过与CPI挂钩的租金给他补偿,这样每一代人都有持久的收入。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,社会也就稳定

  收入分配改革提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,财产性收入指什么?不是股票债券,更关键的是土地的归属权。地不会消失、人不会消失,但这两者的结合可能是我们可预见未来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考虑的。

  ■ 同题问答

  “老一辈经济学家中最钦佩薛暮桥”

  新京报: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,你最为尊敬的是那一位?

  陆磊:老一辈经济学家最令人钦佩的是薛暮桥。一个多年流传的故事是,他了解物价必须拎着菜篮子上街。近期的经济学者在论坛见得多,西服革履与投行打交道的多,深入田间地头的少。例如,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,有多少人去看过大学生就业签约和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状态?好像文学家比经济学者知道的都多一些。

  中青年经济学者中最让我神往的是樊纲,至今我仍然对他那种敏锐、担当和勇气钦佩不已、向往不已。

  新京报:2012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,当前的状况,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?为什么?

  陆磊:没有。去年11月我就讲2012年最大的确定性就是欧债危机。去年还说今年中国的通胀一定会下来。

  新京报:近期在市场层面,你认为那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?

  陆磊:收入分配改革。

  新京报:未来10年,你认为那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?

  陆磊:面对民生的行业,如养老、医疗、食品药品、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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